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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炉里的火焰正旺，松木柴发出“噼啪”的轻响，把火星溅在青砖上，又很快熄灭，像一串来不及说出口的叹息。林女士抱着那本病历下楼时，阿哲正用铁钳夹起块新柴添进去，火光漫过他的侧脸，把眼底的红映得格外清晰——那红不是火光染的，是藏了太久的情绪，终于在某个瞬间洇了出来。
木地板被踩出“吱呀”的声，像首走调的童谣。林女士站在客厅中央，手里的病历本边缘被捏得发皱，纸页间的寒意透过指尖漫上来，冻得她指尖发麻。“这病历……你早就知道，对不对？”她的声音像被雪冻过的湖面，轻轻一碰就裂开细纹，指尖捏着病历页，指节泛白，几乎要把纸页捏碎。
阿哲的铁钳顿在半空，火星落在他的手背上，他却像没察觉，只是慢慢转过身。他穿着件深灰色的毛衣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是一尘去年给他织的，针脚不算平整，却暖得像团火。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，“他确诊那天，拉着我在地下室喝了半瓶酒，说‘别告诉阿林，她在国外够难了’。”
地下室的酒是老周泡的青梅酒，那年秋天收的青梅，一尘亲手封的坛，说“等阿林回来，开坛庆祝”。那天却被他们两个喝了半瓶，酒液顺着坛口往下淌，在水泥地上积成小小的洼，像一滩没忍住的泪。阿哲记得一尘喝到第三杯时，突然捂住嘴剧烈地咳嗽，手帕上染开的红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像朵开错季节的花。
“他说‘不能让她知道’，”阿哲的目光落在壁炉的火焰上，火光在他瞳孔里跳动，像在重演那些夜晚，“化疗第一周，他反应特别大，吃什么吐什么，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，却还在手机上回复孩子们的诗稿。有个孩子写‘月亮是块糖，挂在天上晃’，他趴在马桶边吐完，回来就给孩子评‘把月亮写甜了，厉害’，字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。”
林女士的眼泪突然涌了上来，模糊了视线里的病历。她想起那年冬天收到的孩子们的诗集，每首诗后面都有一尘的评语，有的画着笑脸，有的圈出好词，有首《冬天的诗社》后面，他写“等春天来了，我们种薰衣草”，字迹虽然浅，却带着股执拗的暖。原来那些温柔的评语，是他忍着恶心写下的，每个字都裹着疼。
“诗社义卖会那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”阿哲的声音低了下去，像落进深潭的石子，“他凌晨三点就起来捆书，咳得直不起腰，我抢过绳子说‘我来’，他却推开我，说‘孩子们等着呢’。那天他咳着血，手帕捂在嘴上，却笑着对来买书的人说‘没事，就是天冷呛着了’，有人问他脸色怎么这么白，他说‘可能是雪晃眼’。”
林女士想起那张义卖会的照片：一尘站在书堆旁，裹着件过大的棉袄，领口沾着点雪，嘴角扬着，眼神却空落落的。她当时还问老周“他怎么穿那么厚”，老周说“他怕冷”，现在才知道，那件棉袄是为了遮住里面被血浸透的衬衫，是为了藏住那些不想让她看见的脆弱。
“他走前三天，把这本病历交给我，”阿哲从怀里掏出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盒子，放在茶几上，纸角已经磨得发白，“说‘等阿林彻底好起来，要是她问起，就说我没怎么疼，让她别难过’。他还说‘诗社的账在地下室第三个抽屉，赞助方的电话在通讯录里标了星，孩子们的诗集记得每年编一本’，说这些的时候，他已经没力气大声说话了，却一句一句，说得格外清楚。”
林女士解开牛皮纸，里面是个白色的药盒，标签已经被磨掉了一半，隐约能看见“止痛药”的字样。打开盒子，里面还剩五板药，每板都少了几片，药片的边缘有些磨损，像被反复摩挲过。“他疼得厉害时，就吃片药，再接着改诗稿，”阿哲的声音带着哽咽，“说‘多改一首，孩子们就多一份暖’，有时候疼得睡不着，就坐在窗边看你的照片，一看就是一夜，天亮了才蜷在椅子上眯一会儿。”
药盒的底层，压着张小小的便签，是一尘的字迹：“半片即可，多了会犯困，改不了诗。”林女士的手指抚过那行字，眼泪砸在药盒上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响，像在替那些没说出口的疼计数。她想起回国后第一次去医院看他，他躺在病床上，床头柜上摆着本翻开的诗稿，说“等我好了，我们去溪头镇看向日葵”，那时他刚吃完止痛药，脸色泛着不正常的红，却努力笑得像没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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